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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行政审判制度而言，诸如独立性、客观性、中立性、专业性、正式性等的局部制度环节的优势都要汇集到裁判效力的终局性这一点上。

两人经过波折，最后获得胜诉。从前面摘引的段落来看，苏力似乎把法律人思维或法教义学等同于中世纪意大利的注释法学。

[43]亚狄瑟，见前注〔14〕，页133—136。[51]此处参考了以下文献：梁慧星，见前注〔49〕，页213以下。[55]卡多佐，见前注〔44〕，页82。这些法律方法正是针对法律的漏洞，必须超越制定法文本，以保证法律人思维能够超越法律，去探寻法律之外的社会后果（意义）、政治效果、正义价值。这里，我们会发现苏力的一个形式逻辑错误：一方面承认法律人需要接受专业技能和方法的训练，另一方面又否定法律人思维的存在。

如果按照法律人的思维，那么我们是怎样思考的呢？可能会出现两种角度：第一种是承认该条款在目前的有效性，这是从维护法的安定性立场上的法律思考。很高兴地看到苏力承认法律人的思维存在着笔者未恰当概括的方面，笔者在此真诚地请教苏力，请帮助笔者补充法律人思维独有的特点。[22]例如，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A米切尔·波林斯基（A. Mitchell Polinsky），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斯蒂文·萨维尔（Steven Shavell）、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威廉·兰德斯（William Landes）。

同时，鉴于法和经济学计量研究在中国的普遍缺乏，而这恰是本文评述的重点，笔者在本文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和结论暂不会因评述期刊范围的调整而需要作根本性的修正。因为，几乎就不存在非实证的法律经济学。[38]徐昕：法官为什么不相信证人？—证人在转型中国司法过程中的作用，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3期。以及关于海瑞定理Ⅰ,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没有先例可循，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型模式，提供了全新的问题和资源，对类似或共同话题的探讨理当成为中国学者进入法律经济学国际对话的一条通道。[4]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在全国各大学纷纷建立，[5]以学科介绍或以中国法律制度为基础的法律经济学教科书也已陆续出版，[6]各法学院也开设了与之相关的课程并招收法律经济学方向的研究生。

此外，文礼均：司法的经济学分析：研究综述，载《知识经济》2010年第1期，涉及对司法研究领域的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的述评。[56]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乏数据和其他相关信息，再高明的法律经济学实证专家也无法进行有意义的计量分析研究。第三部分讨论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对于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国际化的特殊意义。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尤其是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网络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对网络成员和运营者产生的正的网络外部性并不能等同于该网络的净社会福利，甚至可能会减损社会整体的福利。

[61]同时，官方数据和非政府组织就同一数据源采集和公布数据的巨大差异也凸现了这一问题。[35]例如，目前各大城市普遍存在的小产权房。[41]沈满洪：《水权交易制度研究—中国的案例分析》，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4]白建军：论法律实证分析，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及其白建军：《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8]2008年4月，中央政府信息网正式开通，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政府信息发布平台。[31]Lisa Bernstein, Opting out of the Legal System: Extralegal Contractual Relations in the Diamond Industry，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 21，No. 1（Jan.，1992），pp.115-157. [32]科斯的案例研究作品很丰富[详见科斯研究所（Coase Institute）官方网站的科斯发表作品目录：http://www. coase. org/coasepublications. htm]，代表作品包括关于通用汽车公司、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无线电频率的监管等。

自2006年起，浙江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史晋川主编的《法律经济学博士文丛》。参见Ronald. H. Coase, George J. Stigler in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 201，Harold Demsetz, George J.Stigler: Midcentury Neoclassicalist with a Passion to Quantify，10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93 （1993）。

[2]参见罗伯特·D．考特（Robert Cooter）、托马斯·S．尤伦（Thomas Ulen）:《法和经济学》，张军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一条路径是运用计量经济分析工具对法律制度运行和执行效果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研究（empirical law and economics）。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实证研究的目的并非不惜一切代价地恢复和重现历史真相，使用这一工具进行研究本身也适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法则，在成本与普适性、预见性和精确性之间求得平衡。从法律经济学角度进行的实证研究也伴随着国内众多学者的呼吁而出现。[24]白建军：刑罚轻重的量化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18]研究思路是用收集的大量数据和经过整理的事实（stylized facts）来验证能提供一般性解释力的某一假说。

既可以就某一个单一案例或具体法律制度设计展开分析，取得类似社会学的田野调查，[29]亦可就某一类事例采集较大数量的数据和分类的事实进行分析。[73]Benjamin Klein, Robert G. Crawford, ＆ Armen A. Alchian, Vertical Integration,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21 J. Law ＆ Econ. 297（1978）． [74]参见Ronald Coase, The Conduct of Economics: The Example of Fisher Body and General Motors，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ies, Vol. 15, issue 2 （2006），pp.255 -278。

[69]罗伯特·库特（Robert Cooter）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财产制度研究[70]也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作品之一。[28] 第二类法和经济实证研究也使用法律制度的具体事例，但并不一定关注被分析事例的样本代表性，不一定对数据和事实进行复杂的量化处理。

[67]此外，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阿瑞尔·博拉（Ariel Porat）长期担任美国法和经济协会（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Association）的董事会成员，频繁地在美国顶级的法律评论上发表法律经济学论文，并创办了美国之外最优秀的法律经济学英文期刊《法律理论探索》（Theoretical Inquiries in Law）。与中国的这一制度背景相关，违法行为、所谓的法律规避行为和法律缺失状况下的自发性制度安排与法律制度至少是并驾齐驱，为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地方性素材。

[36]例如，20世纪90年代被中国民营企业家所普遍采用的返程投资的形式，用以规避资本项目外汇投资的监管规定。自1978年的一篇论文首次用这一案例来论证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实际被用来减少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专业化引致问题的合理性以来，这一案例成为这一领域历史上引证率最高的例子，见Robert Freeland, Creating Holdup Problem Through Vertical Integrat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43, No. 1, April 2000, p. 34。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为美国从事法律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造就了一批年轻的世界级经济学家，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及其长期合著者罗伯特·维世尼（Robert W. Vishny）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知识结构和语言的原因，中国法学家一直停留在美国法律经济学的对话之外。

此外，经济学家黄少安和史晋川在2003年发起的中国法经济学论坛，每年举行一届，荟萃了我国法律经济学领域的很多研究成果，包括实例研究和计量研究方面的成果。及其Thomas Miles ＆ Cass Sunstein, Do Judges Make Regulatory Policy?，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Chevr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ume 73, Summer 2006。

[40]李国庆：中国律师产业实证研究—从进入壁垒切入，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5]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法学院都设立了专事法律经济学研究的中心。

[30]罗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C. Ellickson） :《无需法律的秩序：部人如何解决纠纷》（Order without Law: 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中文版），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5辑（浙江卷）和第6辑（广东卷）均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出版年份分别为1999年、2002年、2005年、2006年和2008年。

[46]参见本文第一部分的引文和文礼均：司法的经济学分析：研究综述，载《知识经济》2010年第1期。看数据吃饭还会从另一个途径影响学术研究的创造性：研究者的选题常常不能为研究者本身的兴趣所左右，而必须从属于一个研究者无法控制的现实：就某一问题是否存在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数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是这一研究路径在经济学领域的开先河者，[19]他对法律经济学领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最高人民法院也在2009年发布了两项涉及司法信息公开的规定。

这一领域的经济研究工具在不断增加，某些工具在其中一条路径上发展得更为迅速，如运用心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工具，验证、挑战法和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制度，多采依赖实验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从事法和社会学研究的季卫东和刘思达分别在日本和美国第一流的大学获聘教职[71]，并活跃于法和社会学研究的国际舞台，再次证明了这一路径的可能性。

因此，法经济学案例研究呈现了另一个特征：中国学者已经有意识地将视线投向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和替代法律制度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运用法律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这些中国特有的实例。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根据后者的检测结果达到危险级的空气质量却被前者仅认定为轻微污染，[62]即使考虑到对污染程度的界定标准可能有差异，但这似乎难以解释如此截然相反的结论。在法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联姻中，其与经济学的结合无疑是炫目、影响深远的。